Part of 魔鬼出沒的世界, 卡爾·薩根
“在我的車庫裏有一條噴火的龍。”
假如我非常肯定地對你這麼說，你一定想親眼看一下。幾個世紀以來流傳著無數關於龍的故事，但從沒有真憑實據。這可是個好機會！
“帶我看看。”你說。我帶你到我的車庫。你往裏看，看到的是一個梯子，一些空的油漆桶和一輛舊的三輪車，但沒有龍。
“龍在哪里？”你問道。
“噢，它就在這兒。”我回答說，胡亂地揮了揮手，“我忘了說明，它是一條看不見的龍。”
你建議在車庫地板上撒上麵粉以獲取龍的爪印。
“好主意，”我說：“但龍是浮在空中的。”
然後你想用一個紅外線探測儀檢測龍噴出的看不見的火。
好主意，但看不見的火也不會發熱。
你想對龍噴漆使它現身。
“好主意，但它是非物質的龍，油漆無處可粘。”如此如此。你每提出一種物理檢測方法，我就找個特殊理由來說明你的辦法不會有效。
現在，一條看不見的、無實體的、浮在空中的、噴著沒有熱度的火的龍與根本沒有龍之間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沒有辦法反駁我的爭辯，沒有可以讓人信服的試驗來反對它，說我的龍確實存在意味著什麼呢？你不能證明我的假設不成立，這與能證實它成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不能檢驗的觀點和無法證偽的斷言實際上毫無價值，不論它們在給我們以啟示或是在激起我們的好奇心方面有些什麼用處。我要你做的就是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相信我的個人意見。
從我堅持說我的車庫有條龍，你唯一意識到的就是我頭腦裏正在轉著什麼古怪的念頭。你想知道如果沒有可行的物理檢測，用什麼可以使我信服。你當然會想，那可能只是個夢或者幻覺。但為什麼我要這麼嚴肅地對待它呢？也許我需要一些治療。至少，我或許嚴重低估了人類容易受騙的天性。
想像一下，儘管所有的檢測方法都無效，你仍希望自己謹慎地不抱有偏見，願意接受新的思想。因而你並不完全否定我的車庫裏有條會噴火的龍。你只是保留意見。雖然目前的證據強烈地反對它，但如果有新的資料出現，你就做好隨時去檢查這些資料的準備，看它們能否說服你。當然，如果我因為不被相信而感到受了冒犯，或僅因為你像蘇格蘭人那樣堅持說它“未被證實”而指責你太乏味、太缺乏想像，那麼我顯然是不公正的。
假如事情的發展完全相反。龍是看不見的，不錯，但在你觀察時撒在地板上的麵粉上出現了龍的爪印，紅外線探測儀發現了落下的鱗片，通過噴漆發現有個鋸齒形的雞冠在你面前的空中來回擺動。不論開始時你是多麼懷疑有龍存在——不承認看不見的東西——你現在知道了這裏一定有什麼，而且可以初步肯定這與存在一條看不見的會噴火的龍是一致的。
現在想像一下另一個場景，假如不只我一個人，而是好幾個你熟識的人，包括你非常肯定他們互不認識的一些人，都告訴你他們的車庫中有龍——但每個人的證據都難以琢磨得讓人發瘋。我們每個人都承認我們對於被如此奇怪的一個沒有事實根據的信念所吸引感到心煩意亂。我們所有的人中無一精神異常。我們思索全世界的車庫中如果真的都藏著看不見的龍，而我們人類卻不知所措，這意味著什麼。說實話，我寧願那不是真的。但也許所有古代歐洲和中國關於龍的“神話”根本就不是神話……
讓人高興的是，已有報導說，在麵粉上發現了一些龍的爪印。但它們從不在懷疑者觀察時出現。自然，另外一種解釋是：通過謹慎檢查，發現龍的爪印似乎是偽造的，這一點看來很清楚。另一個龍的狂熱者以一個燒焦的手指作為龍噴火的罕見的客觀證據。但同樣還有別的可能。我們知道除了看不見的龍噴出的火外還有別的辦法燒焦指頭。這類證據——不論龍的擁護者認為它有多麼重要——使人不得不相信這差得太遠了。同樣，唯一明智的辦法是暫時否定龍的假說，等待今後的事實材料，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那麼多清醒的、嚴肅的人都有同樣奇怪的錯覺。
魔術需要觀眾與魔術師的默契配合——放棄懷疑，或者如同有時我們所說，心甘情願地放棄不相信的懷疑。我們立即可以看出，如果要使魔術被拆穿，使戲法被揭露，我們就必須中止合作。
………假設現在我們以懷疑的態度去研究一些難解的宗教。新時代教義或薩滿教的信仰體系。假定我們都是思想開放的人，而且我們確信在這些宗教或信仰裏面存在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我們向這些宗教的信徒簡單地自我介紹之後，就請求他們對他們的宗教或信仰作個可以理解的概括。無一例外的是，在我們提出請求之後，他們總是告訴我們說這是個非常複雜、充滿著神秘意味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的。不過，如果我們願意花上15年左右的時間去實踐一下虔誠的僧侶生活的話，那麼，屆時我們就會比較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了。我想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時間這麼做。很多人還會懷疑所謂15年只能初窺門徑恰好證明這整件事是個騙局：如果一件事難到讓人無法理解，那不也就意味著我們無法有理有據地對它進行評判了嗎？這樣一來不就使得欺騙行為更加肆無忌憚了嗎？
那麼，薩滿教、神學、新時代教義與量子力學之間又有什麼區別呢？回答似乎是顯然的：即使我們無法理解量子力學，但我們能夠證明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例如，我們可以比較量子力學理論的定量預測結果與實測到的特定化學元素的光譜線波長、半導體與液態氦的行為特徵、微處理器，及它們的構成原子組成什麼樣的分子形態、白矮星及特性、微波發射器與鐳射發生器的機制以及不同物質對磁場的不同回應等。我們不理解量子力學的理論並不妨礙我們去看其預測的結果，而且，並不是只有物理學家才能明白這些實驗結果揭示了什麼問題。在每一次這樣的實驗中，與其他例子一樣，量子力學的預測結果以驚人的高精度為實驗資料所證實。
但問題是，薩滿教徒同樣會說他們的教義是合理的，因為它同樣是有效的。儘管他們的教義不能解決諸如數學物理學這一類神秘的問題，但卻可以解決另外一些問題。例如，他們有一套醫治病人的特殊方法。那麼，好吧，讓我們來對薩滿教徒的治病案例進行統計分析，看看他們較之於通常的安慰療法有什麼優越性。如果薩滿教徒的治療方法確實比普通安慰療法更有效的話，那麼，就讓我們樂意地認為他們的方法的確有其特殊的效力，而毋庸考慮他們所治療的疾病多數是些源于心理的疾病，即使沒有進行治療，只要病人能夠獲得一種比較良好的心態的話，這些病是完全可能不治而愈或得到減輕的。同時，我們還可以比較不同的薩滿教派別的治療效率的差異。
至於薩滿教徒知不知道他們的治療方法產生效果的機制，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量子力學中，我們提出的對自然的理解是有根據的。這種理解建立在對一些前人沒有做過的實驗結果的漸進的、定量的預測基礎上。當實驗結果證實了理論預測，特別是如果二者在數量上精確吻合時，我們就會認為自己掌握了自然規律。但是，在薩滿教徒、牧師和新時代宗師中卻很少有這樣的例子。
1931年，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莫里斯·科恩在他的著作《理性與自然》中還討論了另外一種重要的差異：可以肯定，絕大多數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之所以會接受科學完全是因為權威的影響。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仍舊能夠明顯地察覺到兩種體制之間的差別。前者（即科學）是一種開放的體系，它歡迎每一個人的參與、研究並對之作出改進；而後者（宗教）則認為對它的教義的懷疑根源於內心的邪惡，像紅衣主教紐曼指責那些懷疑《聖經》的絕對正確性的人那樣。理性的科學它的可信的觀點在必要時是可以改進的，而非理性的權威主義則規要求修改他們的教義為缺乏忠誠的表現。
作為前現代文化組成部分的神話與民間故事具有一定的解釋或至少是幫助回憶歷史的價值。因為在那些婦孺皆知、雅俗共賞的故事中常常嵌入了特定的環境條件與歷史事件。例如，當我們記住了鵲橋相會的優美傳說，也就記住了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哪個星座正在升起或知道了銀河系的方位。由於識別天象對於農作物的播種和收割以及跟蹤豬物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這樣的神話傳說就具有了重要的實際意義。同時，這樣的神話還可以幫助進行心理學映射測試，或確認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銀河就真的是條河，當然，也不存在真正的獨木舟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橫渡銀河。
熱水浸泡亞馬遜雨林中的一種樹皮可以提取出奎寧。但是，令人難解的是古代人們是怎樣從成千上萬種植物中發現由這種植物制取的茶葉可以緩解瘧疾的症狀的？他們一定曾對各種各樣植物的根、莖地、葉和樹皮進行了如咀嚼、搗碎或浸泡等各種嘗試，這樣一代一代地繼續著大規模的科學實驗（今天由於醫學倫理的原因已經不可能重複這些實驗了）。想想吧，曾有多少其他樹皮的浸泡物被發現無效，或引起人的嘔吐反應甚至致人死命啊。在這些情形下，原始醫生們從可能有藥用價值的植物名單上把它們劃去，然後又進行對其他未知性質的植物的實驗。這種民族藥理學的資料積累過程是零碎、非系統的，甚至是無意中獲得的。然而通過反復的試驗和失敗，仔細記下哪些藥物有效，他們終於達到了目的——從植物王國中很豐富的分子中積累了一部有效的藥典。因此，從民間醫藥學中汲取有關挽救生命的知識絕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在世界範圍內從這些民間知識裏挖掘寶藏。
同樣地，在預測奧里諾科河附近的峽谷天氣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完全可能，工業文明前的居民們已經注意到了在特定地理區域內近千年的規律性，各種前兆及種種現象間的因果關係，而這些是那些遠處的大學裏的氣象學或氣候學教授一無所知的。不過，這並不等於說這些地方的薩滿教僧侶就有能力預測遙遠的巴黎或東京的天氣，更毋庸說是全球的氣候了。
一些特定的民間知識是非常有效和珍貴的，其他一些則至多是一些隱語或典籍。顯然，民族藥理學屬於前者，而天體物理學則屬於後者。雖然所有的信仰和神話都值得我們充滿景仰地聆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所有這些信仰和神話都是同等有用的。尤其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瞭解外部客觀世界，而不是內在的思想形式時。
近幾個世紀以來，科學經歷了一系列的攻擊。這些攻擊與其說是偽科學，毋寧說是反科學。目前，對科學，或者更廣義地被稱為學術的最主要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它的過分強烈的主觀性。一些學科，例如歷史學，甚至被宣稱為是徹頭徹尾的主觀主義。歷史的撰寫者全都是那些歷代的勝利者，他們編纂歷史書的目的無非是要為他們的各種行為辯護，或者是要喚起愛國熱情並壓制被征服者的合法權利。當兩方面都未能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時，對真正發生的歷史，他們將各自寫下自我吹噓的記載。例如，英國的歷史書對法國進行了大肆譴責，反之亦然。直至近年，美國歷史書還忽略了早期對美洲土著居民實施的實際上是類似于納粹“生存空間”理論和種族滅絕政策的事實；而日本的歷史書對於導致二次大戰的事件的描述淡化了他們的窮兇極惡，而認為他們的動機顯然是試圖將亞洲從歐洲和美國的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1939年，納粹軍隊攻佔波蘭，但納粹的歷史學家卻公然宣稱波蘭無緣無故對德國進行了無情的攻擊；蘇聯分別在1956和1968年對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進行了鎮壓，但蘇聯的歷史學家卻藉口說蘇聯軍隊並不曾入侵這些國家，是應他們正常的聲明，而不是俄國人的傀儡的邀請而去的；比利時的歷史書則拼命地粉飾對曾是其藩地的剛果的殘暴統治；在那些保留著奴隸制的基督教社會中，講道壇和學校常常會對上帝對奴隸制的寬容甚至提倡進行熱烈的爭論，而與此同時，那些廢除了奴隸制的國家卻對此緘默不語。即使是像愛德華·吉本這樣一位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而又沈著冷靜的歷史學家有時也不免感情用事。由於關於美國革命的觀點不同，他和本傑明·佛蘭克林之間曾經鬧得很不愉快，甚至同在一間英國鄉村酒吧中相遇時也行同陌路。（後來，如佛蘭克林確信的那樣，當吉本的研究從羅馬帝國的衰落轉向不列顛帝國的衰落時，他主動向吉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關於不列顛帝國的衰落，佛蘭克林的觀點是正確的，只不過他的時間表比實際的歷史進程提早了大約200年左右。）
以上所援引的歷史歷來都是由那些受人尊敬的專業歷史學家撰寫的。常常，這些歷史學家都是現存體制的重要支持者。因而，在他們撰寫的歷史書中，那些代表個別地方或民眾的反對意見就常常被一筆帶過。為了達到“更重要”的目的，客觀性被犧牲掉了。正是由於存在這種可悲的現象，有人進一步推斷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歷史學”可言，重構實際發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的，那麼，人們所作的最多也只不過是些帶有偏見的自圓其說；這種關於歷史學的推斷往往被推廣到所有知識領域，自然也包括科學。
類似的，科學中也存在主觀和偏見。我們無一例外地懷有偏見，我們同別的人一樣生存於偏見盛行的環境當中。科學家們無法脫俗，他們偶然也會為那些臭名昭著的理論提供幫助和方便（例如，他們通過測量腦容量的大小或腦顱骨的突起或智商的高低來論證所謂的種族優越性或性別優勢等）。通常科學家們不願意冒犯金錢和權勢，他們中的少數人甚至進行欺騙和剽竊。不少科學家曾經毫無愧疚地為納粹工作，並且，科學家們也常常表露出與人類沙文主義或智力局限相連的偏見。正如前面所討論的，科學家對那些致命的技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是因為沒有對這些技術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給以足夠的警惕而研製它們的。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是故意發明這些技術用於生命的摧殘和毀滅。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率先對這些危險的技術發出警報的也是科學家。
科學家與普通人一樣也不能避免犯錯誤。如前所言，科學家的職責是識別人類的弱點、調查各種各樣的觀點和主張並進行無情的自我批判。科學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切糾錯功能都在順利地起作用。科學相對於歷史學有著巨大的優勢，即，可以借助科學實驗進行研究。對歷史學而言，如果你對導致1814－1815的《巴黎條約》的那些談判過程不清楚，重演這些歷史事件是一個不可行的選擇，並且，你也不可能向參加者提出問題，他們早已不在人世了。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種歷史記錄中挖掘證據。
而對於自然科學而言，為了獲得或驗證某些科學知識，你可以無數次地重複你所希望瞭解的過程，或者應用各種新方法對原來研究過的問題進行研究，檢驗各種各樣的可能假說。當新的設備被製造出來以後，你還可以用這些設備重新做以前做過的實驗，看一下靈敏度的提高帶來了什麼新的結果。對那些以歷史為物件的科學問題，即使我們不能進行相應的重複性實驗，但是通過分析各種相關的情況可以尋到其間的關聯和共性。儘管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讓恒星爆炸，也不能通過實驗重複哺乳動物的進化歷程，但是我們仍能夠在實驗室中模擬超新星爆發的一些物理學現象，或者極其詳盡地比較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的基因組成。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然聲稱自然科學並不比其他任何類型的知識更富於民主和理性，甚至有人認為推理本身也只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美國革命者、在泰孔德羅加堡被俘的綠色山地童子軍領袖埃特安·愛倫曾對此作過如下評述： 那些斷言推理無效的人必須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他們在駁斥推理的過程中是否應用了推理的手段。如果他們用了推理方法，那麼，他們無疑是在支持他們竭力攻擊的原則。反過來，如果他們沒有使用推理（為了不自相矛盾他們必須如此），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得到理性的斷言或進行理性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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